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8 Apr; 15(4):788。
在线发布2018 Apr 18。 DOI: 10.3390 / ijerph15040788
PMCID:PMC5923830
结论: 29670025
抽象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心理僵持性/经验避免(PI / EA)和压力应对策略对大学生在一年随访期间网络成瘾,严重抑郁和自杀的预测效果。 共有500大学生参加了这项研究。 最初评估PI / EA水平和压力应对策略。 一年后,324参与者被邀请完成陈网络成瘾量表,Beck抑郁量表 - II和自杀问卷调查,以评估抑郁症状和网络成瘾和自杀。 通过使用逻辑回归分析控制性别和年龄的影响来检查PI / EA和压力应对策略的预测效果。 结果表明,初始评估时的PI / EA增加了网络成瘾的风险(OR = 1.087,95%CI:1.042-1.135),显着抑郁(OR = 1.125,95%CI:1.081-1.170)和自杀(在随访评估中,OR = 1.099,95%CI:1.053-1.147)。 在初始评估中较低效的应对也增加了网络成瘾的风险(OR = 1.074,95%CI:1.011-1.140),显着抑郁(OR = 1.091,95%CI:1.037-1.147)和自杀(OR = 1.074) ,95%CI:1.014-1.138)在后续评估中。 初步评估中以问题为中心和情绪焦点的应对与后续评估中的网络成瘾,严重抑郁和自杀的风险没有显着关联。 具有较高PI / EA或习惯于使用效果较差的压力应对策略的大学生应成为IA(网络成瘾),抑郁和自杀的预防计划的目标。
1. 简介
网络成瘾(IA),抑郁和自杀是大学生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1,2,3]。 大约8-13%的大学生[1]和1.4-20.8%的青少年[4,5,6,7,8]在他们的一生中经历过IA。 台湾最高患病率为20.8%(Yen等,2007),芬兰最低患病率为1.4%[5]。 IA患者会出现各种心理困扰症状[9],如抑郁症[10],自杀[11], 社交焦虑 [12],自尊心低[8,13,14]。 抑郁症在大学生中很常见,对台湾大学生的影响约为37%[15]。 抑郁症可导致多个领域的功能障碍,如学校表现和行为,同伴关系和家庭关系[16]。 萧条的代价在生活和经济损失方面是巨大的[15,16]。 在15-24年龄的人群中,自杀是台湾第二大死亡原因[17]。 确定预测IA,抑郁和自杀的因素可能有助于制定预防计划。
心理不灵活/经验避免(PI / EA)和个人选择应对压力的策略都是自童年和青春期以来发展的结果。 PI / EA的概念指的是由心理反应严格指导的特征,而不是直接的偶然性或个人价值观,以及在追求一个人的价值观和目标时不愿意经历不愉快的事件或贫困[18]。 心理灵活性和心理僵化的定义与经验避免和接受的定义非常相似[19]。 具有高认知灵活性的人可以快速有效地适应不同的情况[20,21而PI / EA较高的人与多种精神疾病呈正相关。 例如,一项横断面研究报告了PI / EA与IA的正相关性[22]。 Chawla回顾了之前的实验和相关研究,并报告了PI / EA与精神病理学的发展和维持的显着关联,包括抑郁,消极情绪和故意的自我伤害行为[23]。 然而,没有纵向研究检验PI / EA对IA,抑郁和自杀的预测价值。
处理压力主要归类为流程,策略或风格。 过程方法涉及子类别,称为应对压力的策略或方法[24]。 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包括管理压力情境以修改或消除压力源的所有积极努力[25]。 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包括减少压力事件的情绪后果的所有调节努力[25]。 研究发现,适应不良的压力应对策略与IA有横截面关联[26,27]。 关于抑郁症,抑郁症患者使用的应对策略与抑郁症患者使用的策略不同[24]。 研究报道,较少有效的压力应对策略与抑郁水平升高呈正相关[28,29]。 适应不良的压力应对策略也与自杀风险显着相关[30]。 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包括参与和脱离类型)以及以情绪为中心的参与应对冲动性自杀企图的积极关联[31]。 发展有效的应对行为可以减轻压力,帮助人们解决个人问题,保持心理平衡和健康[32]。 一些纵向研究讨论了压力应对策略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预测价值。 以前的纵向研究使用压力应对策略来预测血液透析患者的死亡率和生活质量[33],性风险行为[34]和自杀意念[35]。 应确定应对方向与经验问题(COPE)对IA,抑郁和自杀的预测价值。
本研究调查了在1年随访期间PI / EA和压力应对策略对大学生IA,抑郁和自杀的预测效果。 我们假设高PI / EA和不太有效且注重情绪的压力应对预测一年后的IA,抑郁和自杀1的高风险,而以问题为中心的压力应对预测IA,抑郁和自杀的低风险1年后来。
2。 方法
2.1。 参与者
参与者使用为20和30年龄之间的大学生张贴的广告招募。 愿意参加研究的学生可以通过电话联系研究助理,研究助理解释研究程序并筛选志愿者的资格。 符合条件的志愿者被召集到我们的研究室,并在他们提供知情同意之前由研究助理亲自告知研究程序。 表现出任何妨碍他们理解研究目的或完成调查问卷的任何缺陷(例如智力残疾或物质使用)的个人被排除在研究之外。 来自500学院的238学生(262男性和67女性)共参与了这项研究。 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2.1年(标准差(SD):1.8年)。 在评估之前从所有参与者获得知情同意。 本研究经高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
2.2。 措施
接受和行动问卷-II(AAQ-II)[36]从最初的AAQ修改[37]。 AAQ-II由七个代表PI的各个方面的陈述组成(例如,“我痛苦的经历和记忆使我难以过上我认为值得的生活”)和EA(例如,“我害怕我的感受“)。 要求参与者按照1的等级对这些陈述进行评分(从来没有)到7(总是如此)根据他们目前的经验。 总分越高表示PI和EA水平越高。 一项研究报告称,AAQ-II具有足够的内部一致性和收敛性和不同的有效性[36]。 本研究中AAQ-II的Cronbach'sα为0.88。
2.2.1。 应对方向与经验问题
52项目自我管理的COPE(面对经验问题的应对方向)[38]由13量表组成,其中五个衡量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积极应对,计划,抑制竞争活动,克制应对和寻求工具性社会支持),五个衡量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寻求情感社会支持,积极重新解释) ,接受,拒绝和转向宗教),并且三个衡量应对反应通常不如上述反应有效(关注和发泄情绪,行为脱离和精神脱离)。 COPE衡量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或压力事件时如何应对,但却无法应对特定的压力事件。 每件商品的评级均为4点李克特评级。 较高的总量表得分表明参与者更有可能通过使用这些策略来应对压力。 COPE具有高可靠性和有效性[38]。 本研究中COPE的13量表的内部可靠性(Cronbach'sα)范围从0.73到0.92。
2.2.2。 陈网络成瘾量表
我们使用自我管理的陈因特网成瘾量表(CIAS)来评估参与者在研究前一个月的IA严重程度。 [39]。 CIAS包含以26点Likert量表评级的4项目,比例分数从26到104 [39]。 总分越高表明IA的水平越严重。 本研究中CIAS的内部可靠性(Cronbach'sα)为0.93。 根据IA的诊断标准,CIAS的67 / 68截止点具有最高的诊断准确性和可接受的灵敏度和特异性[40]。 因此,CIAS得分为68或更高的参与者被归类为IA组。
2.2.3。 贝克抑郁症清单-II
21项Beck抑郁量表-II(BDI-II)是一种自我管理的仪器,用于评估前一个2周内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41]。 总BDI-II评分越高表明抑郁症越严重。 本研究中BDI-II的Cronbachα为0.88。 14或更高的总BDI-II评分表明临床显着抑郁[41]。 因此,BDI-II总分为14或更高的参与者被确定为具有显着抑郁。
2.2.4。 自杀
为了评估前一年自杀未遂和四种形式的自杀意念的发生情况,请与会者填写一份问卷,其中包含以下问题,其中包括流行病学版本的儿童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时间表(Kiddie-SADS-E)[42] :( 1)“当你想到很多关于死亡的事情时,有没有一段2周或更长时间,包括你自己的死亡,其他人的死亡或一般的死亡的想法?”(2)“有没有过你想死的时候是2周或更长时间?“(3)”你有没有想过尝试自杀?“(4)”你有过自杀计划吗?“和(5)”你有没有尝试过?自杀?“虽然最初的调查问卷是为测量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杀性而制定的,但这些自杀问题不仅限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年龄组。 此外,它已用于评估台湾年轻成年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男子的自杀行为[43]。 每个问题都引出“是”(得分1)或“否”(得分0)答案。 以“是”回答回答任何问题的参与者被归类为具有自杀性。
2.3。 程序和统计分析
在初步评估中,参与者来到研究办公室。 研究员助理向参与者解释了研究的目的,然后向参与者提供了AAQ-II和COPE。 每个指标都包含参与者在完成之前阅读的指示,并帮助参与者随意提供诚实的答案。
一年后,与会者被邀请通过电话接受后续评估。 研究人员给每个参与者打了三次电话,并将那些没有接听电话的人分类。 那些同意接受后续评估的人再次来到研究办公室完成CIAS,BDI-II和自杀问卷调查。 参与者在评估结束时收到了NT 500.00。 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影响后,使用逻辑回归分析检查PI / EA和压力应对策略在初始评估和1年后对IA,显着抑郁和自杀的预测效果。 使用SPSS 18.0统计软件(SPSS Inc.,Chicago,IL,USA)进行所有统计学分析。 OR用于测量效果大小,描述两个二进制数据值之间的关联强度。 比值比大于1意味着在最初使用PI / EA或IA进行随访期间,心理问题的几率更高。 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用于表示统计学显着性。
2.4。 道德考虑
关于这项研究与自杀有关,有一些道德考虑因素如下。 在研究之前,我们为所有员工提供了有关自杀风险评估的充分教育和培训。 在研究期间,我们对研究的目的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并获得了所有参与者的知情同意。 我们还告知所有参与者如何管理自杀问题的风险并提供可用的精神病学服务。 完成研究后,工作人员将单独向参与者解释调查问卷的结果和结论。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将有自杀风险的参与者转移到适当的精神病学服务中进行全面的心理健康评估。 本研究得到了高雄医科大学医院(KMUH103-3M3)的资助。
3。 结果
一年后,共有324大学生(65.8%,169女性和155男性)接受了1的随访评估。 在未接受后续评估的176参与者中,96(54.5%)被断开,48(27.3%)拒绝参与后续评估,32(18.2%)有动力,但无法参与由于工作或军队服务的后续评估。 收到和未接受后续评估的参与者之间未发现性别差异(p = 0.884),而接受后续评估的参与者比未接受后续评估的参与者年龄大(p = 0.047)。 PI / EA水平无差异(p = 0.488),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p = 0.054),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p = 0.821)并且效果较差(p 在接受和未接受后续评估的参与者之间发现= 0.272)。
在初始评估中,AAQ-II的PI / EA水平和COPE的压力应对策略以及在324参与者的后续评估中IA,严重抑郁和自杀的参与者比例列于 表1。 在总参与者中,15.4%,27.5%和17.0%分别在随访评估中有IA,显着抑郁和自杀。
表1
人口统计学特征,初始访谈时的预测因子和结果变量。
参与者的特征 | n (%) | 平均值(SD) | 范围 |
---|---|---|---|
性别 | |||
女性 | 169(52.2) | ||
男性 | 155(47.8) | ||
年龄(岁) | 22.3(1.9) | 20-29 | |
预测因素 | |||
AAQ-II的心理僵化/体验回避 | 20.2(7.4) | 7-46 | |
COPE的压力应对策略 | |||
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 | 60.7(8.9) | 39-80 | |
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 | 55.6(8.7) | 35-79 | |
应对效果较差 | 20.5(5.1) | 12-35 | |
结果变量 | |||
网络成瘾 | 50(15.4) | ||
严重抑郁 | 89(27.5) | ||
自杀 | 55(17.0) |
注:AAQ-II:接受和行动问卷-II; COPE:应对方向与经验问题
用于检查PI / EA和压力应对策略在IA,显着抑郁和自杀的初始和随访评估中的预测效果的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列于 表2。 结果表明,初始评估时的高PI / EA增加了IA的风险(OR = 1.087,95%CI:1.042-1.135),显着抑郁(OR = 1.125,95%CI:1.081-1.170)和自杀(在随访评估中,OR = 1.099,95%CI:1.053-1.147)。 在初始评估中使用效果较差的压力应对策略也增加了IA的风险(OR = 1.074,95%CI:1.011-1.140),显着抑郁(OR = 1.091,95%CI:1.037-1.147)和自杀(OR = 1.074,95%CI:1.014-1.138)在随访评估中。 在初步评估中使用以问题为中心和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与随访评估中IA,严重抑郁和自杀的风险无显着相关性。
表2
预测心理僵硬/经验回避和压力应对策略对网络成瘾,严重抑郁和自杀的影响。
预测效果 | 网络成瘾 | 严重抑郁症 | 自杀 | |||||||||
---|---|---|---|---|---|---|---|---|---|---|---|---|
OR | OR的95%CI | OR | OR的95%CI | OR | OR的95%CI | OR | OR的95%CI | OR | OR的95%CI | OR | OR的95%CI | |
性生活 | 1.162 | 0.622-2.170 | 1.119 | 0.603-2.076 | 0.669 | 0.392-1.141 | 0.641 | 0.382-1.075 | 1.029 | 0.558-1.898 | 0.967 | 0.530-1.764 |
年龄 | 1.131 | 0.973-1.314 | 1.115 | 0.958-1.298 | 0.956 | 0.829-1.102 | 0.936 | 0.812-1.079 | 0.869 | 0.724-1.044 | 0.848 | 0.703-1.022 |
心理僵硬 /体验回避 | 1.087 | 1.042-1.135 | 1.125 | 1.081-1.170 | 1.099 | 1.053-1.147 | ||||||
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 | 0.979 | 0.942-1.018 | 0.981 | 0.950-1.014 | 0.991 | 0.954-1.029 | ||||||
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 | 1.007 | 0.968-1.047 | 0.981 | 0.949-1.013 | 0.982 | 0.945-1.019 | ||||||
应对效果较差 | 1.074 | 1.011-1.140 | 1.091 | 1.037-1.147 | 1.074 | 1.014-1.138 |
注意:红色数字表示95%CI> 1。
4。 讨论
确定心理健康问题的预测因素是制定预防计划的第一步。 据我们所知,本研究是首次研究IA和抑郁症压力应对策略预测价值的前瞻性研究之一。 这也是第一项检测PI / EA对IA,抑郁和自杀的预测价值的研究。 该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初始评估中高PI / EA和使用效果较差的应激应对策略增加了一年后IA,严重抑郁和自杀1的风险。
PI / EA与抑郁,焦虑和物质使用的显着关联在大学生中有报道[44]。 一项研究还证明了PI / EA与故意自伤行为的关联[23,44]和自杀[45]。 Chou及其同事报告了PI / EA与IA的正相关性[22]。 关于生物学方面,一项研究假设多巴胺在IA的发展和维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6]。 认知灵活性在很多方面与多巴胺有关,例如通过多巴胺受体[47],多巴胺能信号功能和控制[48]和多巴胺转运蛋白基因型。 多巴胺能活性可能在认知灵活性和IA中发挥共同作用。 PI / EA是认知灵活性的重要指标之一[19,49,50,51,52].
人际关系困难可能是解释PI / EA对IA,抑郁和自杀的预测价值的另一个因素。 PI / EA与人际关系问题呈正相关[51],这可能会增加抑郁情绪的风险[53]并进一步增加自杀风险[2,3]。 互联网为社会需求的未满足需求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虚拟环境,因为在线空间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归属感,温暖感和幸福感。 互联网的这些特征可能会吸引具有高PI / EA的年轻人过度使用互联网,从而增加他们的IA风险。
成瘾行为和压力在多个方面相互联系。 Carey发现,几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如皮质醇,多巴胺和5-羟色胺,可能是成瘾行为与适应不良压力应对策略之间关联的原因[54,55,56,57]。 成瘾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应对压力的适应不良机制[54]。 本研究的结果证实,效果较差的应激应对策略预测了一年后IA 1的风险。 不太有效的压力应对策略包括关注和发泄情绪,行为脱离和精神脱离。 习惯于使用效果较差的压力应对策略的人可能会过度使用互联网,试图脱离或发泄压力事件。 互联网也可以作为实现即时强化的廉价方法。 互联网过度使用不仅使用户专注于从虚拟世界获得的满足感并增加了IA的风险,而且还增加了现实世界中遇到的困难。
这项研究的结果证实,效果较差的应对策略预测了一年后1显着抑郁和自杀的高风险。 许多横断面研究报道了不太有效的压力应对策略与抑郁症的正相关[28,29,30]。 不太有效的压力应对策略可能导致现实世界中的进一步困难,从而恶化年轻人的情绪状态。 在持续压力,无效应对和消极情绪的恶性循环中,自杀的风险也可能增加。
我们的研究有一些应该解决的局限性。 首先,数据完全是自我报告的,我们没有获得有关心理诊断或治疗史的其他信息。 其次,我们没有测量基线时IA,抑郁和自杀倾向的水平,因此无法确定PI / EA和压力应对策略对1年期IA,抑郁和自杀倾向变化的影响。 因果关系的结论也被禁止。 第三,虽然从社区招募的参与者与从临床单位招募的参与者相比更具代表性,但志愿者可能有参与该研究的各种动机。 此外,他们的各种背景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控制的无关变量。 第四,抑郁症和自杀以及网络成瘾与成瘾性疾病相关。 该研究不包括用于评估和分析的成瘾性疾病。 第五,由于研究小组强调道德考虑,因此参与者被告知可能的服务问题。 参与者可能更了解自己的问题并报告他们的问题。
目前研究的结果表明,高PI / EA和使用效果较差的压力应对策略增加了大学生一年后的IA,严重抑郁和自杀1的风险。 心理健康和教育政策制定者可能会考虑将压力应对策略和大学生的PI / EA评估为IA,抑郁和自杀的预测价值。 因此,通过更多的咨询服务和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支持,为那些学生提供无效的压力应对和心理缺乏能力可能是有益的。 接受和承诺疗法使用各种策略,行为改变和承诺培养心理灵活性[50学校的发辫在中国社会通常很高。 设计减压研讨会,建立在大学生现有的有效压力应对策略的基础上,有助于管理压力[58].
5。 结论
总之,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高PI / EA和使用效果较差的压力应对策略增加了大学生一年后的IA,严重抑郁和自杀1的风险。 具有较高PI / EA或习惯于使用效果较差的压力应对策略的大学生应成为IA,抑郁和自杀的预防计划的目标。 心理健康和教育专业人员应通过有效的策略激励大学生应对压力; 心理健康和教育专业人员应培养学生,以提高他们的心理灵活性,减少他们的回避倾向。
作者贡献
Wei-Po Chou和Cheng-Fang Yen构思并设计了实验; 颜成芳进行了实验; 程成芳和刘泰玲分析了这些数据; Wei-Po Chou贡献了试剂/材料/分析工具; 周伟宝写了这篇论文。
参考资料